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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张蒙怕他问更多心绪不宁，又安慰了几句，就准备先出去了。不曾想张鹄在侧忽道：“阿父，你昨日昏迷，口中念着好些怪词，兄长大为不解呢。”

    “怪词？”张昶疑问，“什么怪词？”

    张蒙道：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日后再说吧。”说完给张鹄使了个眼色。

    可是张昶本人明显不愿意就这么含混过去，不住追问：“阿枣，我说了什么？你说！你快说！”以至于都有些生气了。

    张鹄没料到父亲会有火气，一时紧张极了，局促不敢说话。

    张蒙担心张昶气不顺，只能道：“叔父，没别的，你当时说了一些话，但是听不甚清，我只能辨出‘辟雍’、‘眼盲’、‘皇后’这几个字词罢了。”

    张昶闻言，不由一怔，过了许久才道：“除了这些......还有别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了。”张蒙摇着头道，“叔父，你说的这些字词看着都挺讲究......”

    尚未说完，张昶便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梦中胡言乱语罢了。想来是病前曾去城南郭外太学等地访友，记忆深刻，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。”

    张蒙听他这么说，联想起鲍信所言，反而心生怀疑，只是尚未开口询问，张昶再度咳嗽起来，心知今日不便多问，于是退出了内室。

    此后一连几日，张蒙都暂居在叔父家中，一边照顾叔父，一边继续观察雒阳局势。

    张昶病情渐渐好转，偶尔能起榻活动一番，但对当时说的那几个奇怪的字词却绝口不提，张蒙没有问下去，他只觉这件事牵扯甚大，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简单说清的，因此决定等有机会了再好好追溯，而且比起这件家事，外部的变局迫使他完全不敢分神。

    回城当日，被张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史阿与单仲就带回了一个重磅消息：袁绍逃亡。

    袁绍任职司隶校尉，而且是太傅袁隗之侄，更是平息本次雒阳政乱的最大功臣，本来等着他的是似锦前程，而今却从万丈楼阁坠落沦为逃犯，为何？造成此等云泥之别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：与董卓不和，更进一步说，与董卓以及他的叔父不和。

    袁绍是大将军府的旧人骨干，大将军何进的妹妹生下了当今天子刘辩，因此支撑大将军府权力法理的关键就是刘辩，只要刘辩继续当皇帝，他以勤王大功加官晋爵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大将军府的旧属余党也会奉刘辩为主，继续围绕在何太后与袁绍的周围。

    然而这是朝臣代表太傅袁隗不愿意见到的场面。

    因为何太后长期以来都与宦官势力保持着极为暧昧的关系，甚至在何进死前，还曾联合车骑将军何苗以及宦官对抗何进，所以一旦刘辩继续留在皇帝的位子上，由于年纪尚小，何太后临朝称制主掌局面几乎是必然的，她本人又与宦官势力以及大将军府旧属势力都有交集，很有可能以她为核心在朝中重新聚集起一派新的政治势力，这是好不容易熬死何进与十常侍的袁隗要极力避免的情况。

    反过来对于袁绍来说，他最稳妥的选择自然是顺从叔父袁隗，放弃自己大将军府后继领头人的角色，加入袁隗的阵营。如此一来可以保证高官厚禄，但是政治地位一定是低于袁隗、董卓甚至兄长袁基与弟弟袁术的。原因无他，国有国法、家有家规，哪怕同属汝南袁氏，毕竟嫡庶有别，最高的权力、最大的利益永远属于家族最纯正的血脉。

    可是当袁绍义无反顾开始为何进效力的那一刻开始，他的决定就显而易见了，这样的人又怎会甘心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人，屈居下流呢？

    袁隗要彻底扳倒以大将军府旧属为代表的外戚余党，而且还要防止宦官势力重新抬头，采取了两方面的准备。一方面对外，丁原身死、雒阳戒严、大将军府旧属难以入城等等事件，都是他在此大方针下实行具体举措的一个个缩影。另一方面对内，最果断有效的做法无疑是铤而走险，废掉刘辩，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。

    哪怕这样做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乃至不惜与侄儿袁绍恩断义绝，他也必须这么做。

    当然，袁隗为了尽可能让自己、让家族不蒙上恶名，有他的打算，即自己躲在幕后，而扶持董卓站在台前，替自己办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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